传谣辟谣共同体下的媒体失信

近日，一则关于“湖北孝感槐荫公园一辆无人认领的轿车车主去世”的消息在网络上传播，消息的具体内容为“王先生在公园发现一辆小车车牌前后都被报纸挡住，而且已经停在公园几个月没人开走。于是他撕下报纸根据车牌号打114查询后得知，车主已经不在了。王先生通过联系车主家人了解到，孝感疫情期间，车主在抗疫一线帮忙送菜，后来感冒发烧没多久就去世了”。这则消息一时间引发了网民很大的情绪感慨，但是在6月22日，孝感警方对此辟谣，证实该车主仍在世。相关辟谣消息的发布，又一次引发网络震动。

谣言热度大于辟谣热度

6月21日上午，关于湖北私家车数月无人认领车主因抗疫感染肺炎已去世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传播。该消息最初是在短视频平台的用户“王公子”（也就是新闻中的王先生）发布，该视频发布后随即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引发关注。与此同时，各大媒体也将其作为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进行报道，在大量媒体的报道加持下，该消息在6月21日晚间的传播热度高涨，网络关注热度也随着不断扩散。

6月22日中午时分，该消息却出现了反转。孝感警方经过核查，确认该消息为并不真实，该车主身体健康，并未去世。因此，关于湖北私家车数月无人认领车主已去世的辟谣信息又迅速在网络上传播起来，其传播热度再一次出现了峰值。

该消息从谣传到辟谣的传播经历了一天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始终扮演了提升其传播热度的助推器。但是从传谣和辟谣的传播热度值来看，谣言传播热度高于辟谣的传播热度，但是辟谣传播在时间维度上比谣言传播要久一点。

叙事性谣言下受众的情感沉浸

当下网络上的谣言横生，事件的反转速度和频率总是令人猝不及防。在众多类型的谣言中，叙事性或者故事性的谣言相对来说易被轻信，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这类谣言会对受众产生情绪驱动的影响，造成受众沉浸在故事性谣言塑造的情感场景中。而叙事性谣言被戳破时，受众沉浸其中的情感场景也随之出现反转，进而造成受众情感的正负向对立。这次湖北车主去世的谣言就是一种叙事性谣言，在这个故事中突出了敏感性现实背景下的好人行为（即疫情发生时坚持抗疫而染病）、好人不在物却在的生命缅怀（即车主牺牲车已无人再开），这种故事的塑造极易引发受众的共情和感动。当这则带有故事性的信息实则是一种刻意的虚构，受众情感也因此出现震荡，具体表现为受众的情感被恶意消费。从情感沉浸到情感被消费的舆论表现可以看出，受众情感的透支、哀叹与无力。

传谣辟谣共同体下的媒体失信

网络时代来临之初，由于自媒体、公民记者、公民新闻的出现，学界业界围绕着“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自媒体时代下新闻媒体的挑战”、“网络传播时代传统媒体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极其多的讨论。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化，又出现了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媒体的机遇与挑战”、“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的探讨背后，必然隐藏着网络传播时代下各传播主体之间的对抗，大部分表现为专业性的新闻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的对抗，而主要的倾向是新闻媒体以其职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对自媒体信息传播的真伪核查以及深度调查所具备的专业性优势，这其中暗含着受众对新闻媒体专业性的期许与信任。但是，从如今的信息传播环境来看，专业性的新闻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对当下信息市场的高度迎合甚至是破坏的态势。其中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反转新闻中扮演了传谣和辟谣的双重角色。在这次湖南车主去世的谣言传播中，新闻媒体在传谣和辟谣过程中的表现都十分卖力，成为了传谣辟谣的共同体。新闻媒体在这种矛盾对立的传播行为中屡次翻车被打脸，造成了受众对新闻媒体这一专业性传播主体的激烈质疑和抨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次传谣和造谣的新闻媒体并不完全重合，新闻媒体作为专业性传播者的共同形象所面临的却是受众对其整体的诟病和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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