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提出背景
“涵化”理论(cultivation analysis),也称“培养”理论、“涵化分析”,由美国学者乔治·格伯纳研究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提出。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政府专门成立了“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研究对策。涵化分析属于一项研究电视政策、节目编排及其影响的综合性系统:文化指标研究中的一部分,该系统其余两大部分分别是制度分析与信息系统分析。
媒介特点:电视作为当时的新型媒介,采用集中生产、批量分发、反复播放的叙事体系以大批量、长时期、惯常性的方式接触规模庞大而成分复杂的公众。
2、涵化理论基本观点
在美国学者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中,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
“人们对所处社会环境的印象和判断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印象和判断更接近于客观现实还是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电视对有关事实的报道多大程度被观众囊括或吸纳进入理所当然的世界中去了。”涵化理论研究在这些问题基础上展开。
主要观点:那些花费了更多时间“生活”在电视世界中的人更可能以电视镜头里所呈现的形象、价值观、描述、思想体系来看待“现实世界”。
重点把握:
①涵化理论所研究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集中关注、长期接触整个信息系统带来的的后果。
②关于共识: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通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
③电视媒介在塑造大众共识的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
④大众传媒提供的“象征性现实”(拟态环境)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传媒的一些倾向(如暴力内容、对社会弱者的描述等)会带来相应的社会后果。
3、理论争议及补充
“过于强调“被动”的观众意味着真正的公众的解体”
许多人认为涵化分析淡化了观众的选择性收看、偏好等能动性因素,而从涵化理论观点来看,尽管受众与媒介文本的互动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但这并不能否认大量的媒介产品中也会存在重大的共通性与一致性。而这种共通性也正是社会共识、主流化的培养过程。
“单向推动”与“万有引力”
基于电视媒介对观众涵化效果的研究手段,许多人认为涵化过程是一个单向推动的过程。但长期互动是涵化过程尤其注重的,某种意义上,考虑的是主要文本,即所有特定的个体差异和特定节目类型的差异相互抵消后存留下来且持久不衰的核心部分组成。
因此,涵化研究并不把电视对人们社会现实观的影响作为单向的、坚如磐石的“推动”过程,而更像是一个万有引力过程。引力的角度和方向取决于不同群体的观众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万有引力的方向(电视世界里主流的方向)的交汇点。每个群体都可能被拽向一个不同的方向,但所有群体都受到同一“中心力流”的影响。因此,涵化过程是在信息、观众与环境三者之间的一个持续的、运动的、发展中的互动过程。
4、涵化理论的发展
在2009年出版的《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一书中,作者认为互联网确实提供了消息的另外渠道,但如果信息本身没有改变,那么传播媒介形式的不同也不会带来什么区别,而值得关注的是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对涵化分析的意义,尤其对于主流化效果的意义。
如今,互联网占据重要的传播地位已成为不可忽略的事实,相较电视,更常见的新媒体传播过程使信息接触大众的状态变为海量信源、多个渠道、多种载体的即时碎片化生产与浏览过程,传统的传受过程被打碎了、分散了、又无限扩展了。最初涵化研究的变量为集中化的电视节目的观看时长,而如今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多元化与受传角色的模糊化、传播过程中极高的互动性和参与度都给涵化理论以新的冲击,关于塑造公众共识的主体、主流化的效果评估等仍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资料: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
何霞《基于新媒体环境视野下涵化理论的发展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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