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污名化妇女节”、“不要女神的虚幻王冠,只要妇女的真实权利”,在刚刚过去的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类似的呼声、口号得到广泛传播。从这一现象中也折射出的网络“污名化”与“去污名化”的变化过程,“污名”是什么,网络传播中的“污名化”又有哪些特点,本文将对此作简单梳理,并分析近期舆论场的妇女节传播以供参考。
关于“污名”与“污名化”
Stigma,污名,许多研究认为stigma一词源自古希腊,意指一种图腾标记的说法,具有宗教含义,后转变为在奴隶或罪犯的躯体上留下记号,以标示其社会等级、身份地位的低下,stigma在西方语境中是人格、身份的符号和象征。1963年,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将污名解释为使个体异于常人的一种“不名誉”的特征(例如,躯体畸形、精神疾病、越轨行为等),这种特征是对规范互动行为的社会规则的违背和冒犯,认为污名是由社会建构的越轨标签。
从污名的产生方面,社会学派将污名看作权力差异的产物,指出污名是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产物。污名由标签(标记差异)、刻板印象(负面印象)、认知区隔(区别他我)、地位丧失(社会贬低、自我贬低)和歧视(社会排斥)五个要素共同构成,而权力(他我之间的权力差异)则直接决定了这五个要素是否生产出污名。
从污名化的形成过程上,社会心理学派研究中认为,污名化实际是一种“印象吞没”过程,即从某一群体被贴上负面性标签起,这个标签的作用逐渐从定位、注脚到占领、定义,这个标签印象逐渐盖过,最后吞没了群体本身的整体印象。
网络传播中的污名化现象
①大众舆论的污名化讨论
大众舆论中常见的污名化现象有以下几类,一是身体或心理方面弱势、有缺陷群体遭受的舆论印象污名与联想强化:例如意外伤人事件发生时网民往涉事者是精神病人的方向进行猜想,艾滋病人曝光于大众视野时网民用有色眼镜推测其生活隐私、患病原因,老年人广场舞总占公共场地的厌老言论、“老人变坏”碰瓷等。很显然的是,相关讨论发生时,这几类群体作为被污名化的客体,在舆论场的发声都很有限甚至几乎没有,一定程度上污名化的进程被污名化主体把控,而去污名化的过程常有赖于舆论场中尽可能多元的意见表达以及新闻媒体的议题引导。
其次是性别舆论议题中指代两性群体的一些形容词、名词的词义扭曲,化用蔑称等污名化现象,如女权女拳、男权男拳等,这类污名化现象的对抗性较为明显、较为激烈,污名化的主体客体不断发生变化,相较于去污名化的进程,双方污名化形式数量的增长较多较快,这也形成性别议题的相关讨论几乎很难避开双方相互污名化、相互攻讦的现象。
②新闻媒体的污名化倾向
一般而言,新闻媒体较网民个人掌握更多话语权,新闻媒体中的污名化主要指报道时缺乏客观性,混淆事实与价值的倾向,这常表现在某些采访报道中因标题设置、内容侧重引发争议。如事件报道时往“桃色”新闻方向的刻意引导使受害者被污名化,议题设置中的性别歧视与地域、身份歧视等。新媒体时代,自媒体、网媒、传统媒体形成庞杂的媒体队伍,媒介素养水平的参差导致报道污名化倾向的增加,另一方面,媒体在引导舆论方面具有一定权威和影响,这也导致新闻媒体污名化倾向产生的负面效果较强。
案例:三八妇女节的复归
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近年来这一纪念日在我国舆论场的传播经历妇女节,女王、女神节、三七女生节,如今又复归妇女节。纪念日称谓的变迁反映了女性对自己主体意识的重新审视与认识,不能说女王节、女神节等的出现、“做自己的女王”等口号中完全没有女性独立意识的思潮,但随着消费主义捆绑,商业化的运作使得这一纪念日沦为了商业的手段,蒙去了其代表的女性独立与解放精神的内核。
而大众舆论中对“妇女节”的呼唤还来自于对“妇女”的去污名化,许多观点认为将妇女节改称女神节等其他称谓,过女生节的做法是对妇女及妇女节的污名,认为妇女节的改称存在对“妇女”的歧视,“妇女”彷佛成为一个带贬义需要避开的词语。“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妇女节的改称不仅仅是词汇上的采取回避,更隐含对广义范围里“妇女”指代的已婚已育女性群体的漠视与抛弃,违背了妇女节的设立初衷,而妇女节本是源自于社会主义女权人士为争取妇女权利和妇女对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发起的政治运动。如今,妇女节的复归在观念上、传播上努力形成对“妇女”的去污名化,对妇女节的呼唤式传播也通过挖掘历史故事、强调纪念日的精神内涵鼓舞妇女在现实中持续发挥力量。
参考资料:污名研究:概念、理论和模型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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