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我就是演员》：文化消费主义视域下的媒体造星

在商业社会里，一切都被消费主义裹挟。2017年，《演员的诞生》一“撕”成名，不少网友称之为“戏精的诞生”。2018年，从“诞生”到“就是”，似乎在证明着节目真正回归演技本身的巨大决心。

显然，制作方的自我锤炼略见成效。《我就是演员》首播后，豆瓣评分7.1，要知道上一季仅交出了5.4分的成绩单。然而，如今电视节目泛娱乐化倾向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明星成为公众进行消费实践的直接对象，建构起流行文化的重要表征。

1、消费主义时代明星与媒体的合谋

没有明星参与的综艺节目是难以想象的。传媒娱乐产业凭借一套完整的生产、销售与宣传体系，以制造和推出大牌的明星作为媒介产品的支柱与核心，利用明星对公众的号召力、吸引力，制造观众崇拜、迷恋的大众偶像。

一般来讲，媒体传达信息的主要方式有文字、图像、视频等，即媒体大多运用各种符号来进行明星的制造与再制造。他们往往选择足够新鲜、足够轰动、足够刺激的信息进行报道，实际上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只要增加频次，不断地将几乎同质化的内容传播出去，就能使公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确认信息中相关人物的地位，实现议程设置。

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播出前，“中新网”“猫扑”等媒体就进行了先期预热。百度搜索显示，截至9月13日共计产生相关资讯66400篇。蚁坊软件舆情监测系统鹰眼速读网显示，微博信息量高达94.2%。话题#我就是演员#创造5.7亿阅读，#杜淳发长文#、#任素汐左小青太会演#等登顶热搜，公众在持续讨论中形成二次传播。

当晕轮效应在媒体对公众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时候，公众与该档节目亦或节目参与者（明星）便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就是演员》建构起了“台上的明星在卖力竞演，台下的大咖导师点评指导”的典型情境。可以看到，在这些情境中，人物经过特定结构模型的形塑后，仰赖于“专业匠心”和不可知的戏剧化冲突搭建起一种“象征性现实”，消灭了公众与明星的空间疏离感。毫无疑问，公众的支持是明星最大的社会资本。

事实上，不论是《我就是演员》中的导师@稀土部队、@演员吴秀波工作室、@徐峥，或是@张国立、@刘天池__，还是竞演明星@徐娇、@任素汐、@演员宋洋 等，在节目首播当天都发表了相关博文，使舆情峰值持续6个小时，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明星们也因此获得高热度和高人气。

2、《我就是演员》消费价值解读

消费时代，公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媒介产品，转而更加注重媒介产品的消费过程。因此，媒介产品要想赢得消费者的注意，必须以独特的价值吸引公众，必须创造性地开发出明星身上更多的消费价值。

①消费景观：明星形象符号化

明星自身的特质与媒体的包装和打造相结合，成为社会大众意识里诸多符号象征的载体，明星便具备了符号化的意义。星女郎、重量级导演、爆裂无声等众多明星个人标签变成吸引公众的噱头，被节目功利化利用。

②消费舆论：制造争议话题

在排练《军师联盟》里的七步诗片段时，宋洋自己对于曹植的理解是无惧生死的，但是在向刘天池请教时，天池老师给他的建议则是要表现怕死，因为这样整个戏才能不显平淡。在宋洋被质疑后，网友们狂发弹幕表达对刘天池错误指导的不满。

左小青和任素汐的《一九四二》，很多人看完直接泪目，评委评论阶段却发生了一段关于“表演到底是技巧重要，还是情感的重要”争论。吴秀波的辛辣点评和耿直行为成为了新的槽点。

③消费情感：满足公众诉求

从《我就是演员》节目本身来看，评委、竞演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剧烈冲突展露无遗，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围观心态。而节目中的影视化作品则拒绝流量明星，为追寻演员梦想的人提供更多机会。正如徐峥在节目中说“好演员的春天来了”，试图满足公众期待。

3、社会传播效果

纵观当下的综艺节目，几乎无一不是在消费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数字小姐、倒模先生、替身抠像……“流量为王”的时代准则导致影视圈乱象丛生，“演技”成为行业痛点。

诚然，《我就是演员》以“关注和尊重表演艺术”为标榜，发挥娱乐功能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公众的精神需要。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借此节目看到了媒体所具备的商品生产及社会操控能力。不断更迭的明星表演和频频出现的舆论争议，不过是消费主义语境下传播媒介借以赢利的手段。而长期沉浸在媒介内容中的公众，极易卷入媒体制造的消费漩涡。面对可能丧失的独立性及思考能力，我们理应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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