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今天,距离2008年5月12日已经过去整整十年。10年来,隐藏在5.12这个特殊日子背后的伤痛和故事作为一种国殇仍然深刻地印在每个人心中。
在历时8年编纂完成的纪实文学《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一书中,时任省民政厅副巡视员的苟兴元提到,“因为是瞬间发生的事情,此前一些追述材料的细节不尽相同”,较为客观地道出了汶川地震所遭遇的集体记忆困境。的确,无论是就公共讨论和影视刻画而言,还是从媒体的建构和传播来讲,汶川地震与唐山大地震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汶川地震发生之际,国内纸媒翌日最早作出报道,彼时的报道多为通报“震情”和强调“救援”。此后,随着救灾和重建工作的全面开展,纸媒所构建的相关话语体系一直延续。这种延续还体现在2013年的芦山地震中,有媒体曾报道称,“4月20日8时2分,时间再次定格……同样是地动山摇、生命危殆,同样是万众一心、千里驰援,从汶川到芦山,‘救人第一’的理念没有变,举国动员的灾难应对没有变,同心协力的守望相助没有变。”这一极具相关度的事件为新闻媒体创造出了重返历史时刻的“话语契机”。也正是在这一年,纸媒上有关“汶川地震”的文章开始大幅下降了(见图2)。
每年的5月12日,关于汶川地震的纪念活动都会在各地如火如荼的展开,关于汶川地震的文字、图像也常常见诸各类媒体,汶川地震似乎已经超越了其自然灾害的本质,成为了当代中国历史叙事中一种特殊的符号,表现了建构集体记忆的文化自觉。
纵观近10年纸媒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歌颂性报道(漫谈写白衣天使的汶川地震诗歌,2012.5.11)、成就性报道(从理性抗震、科学救灾看中国整体进步,2013.4.22)、宣传性报道(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与由来,2017.12.7)占了主导地位,诚然这迎合了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科学发展的要求,但越来越具有仪式感的主题与充满官方色彩的语言表达,难以使之留下鲜明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建构的事或物,其本身是一个传播的过程,通过“分享、讨论、协商,甚至争论”来共同形成。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以信息单向传播为主的纸媒所构建的“媒介事件”是型塑集体记忆的主要来源,那么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事件运行的平台机制、知沟关系的存在、社会影响与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呈现出与经典“媒体事件”的差异,转化成相对隐性的舆情。
统计纸媒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篇数发现,从2008年5月13日持续到年底,半年多的时间共计有1436篇文章出现,达到报道量的峰值;以汶川地震后的第一个5年为分界点,前后报道量产生了相当大的差异,2013年开始纸媒对“汶川地震”集体记忆的构建明显弱化;在特定年份是否处于“整十”这种关键的纪念时刻,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新闻媒体呈现一个历史事件的强度。2018年汶川地震恰逢10周年,相关文章绝对不会止于13篇。
我们将视线转到互联网上。互联网使普罗大众参与到集体记忆的生产当中,打破了掌握媒介话语权的精英群体以往在集体意识上的唤醒、转述和创造上的垄断地位,记忆场所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体将记忆书写在网络空间,表达上的自由使得个体的个性受到更多尊重。
5月11日,微信公众号“新世相”发表《汶川地震10年,你走了多远?|7702个人关于5·12最近也最大规模的集体讲述》一文,不到1天该文阅读量已达10万+,而在评论区,又有很多网友进行了留言。我们将部分留言以词云的方式呈现出来,看看网友们关于“汶川地震”的记忆。
遇难者已逝,见证者、救援者等群体共同组成了汶川地震的承携者,他们不仅仅“为历史作证”,还利用亲身经历提出个性化的见解和诉求。“死了”“牺牲”“遇难”“长眠”等高频词体现了网友关于“汶川地震”的悲情记忆;时间也抚平了不少网友心理创伤,“亲情”“结婚”“妈妈”“救援”“公益”为“汶川地震”的记忆增添了一丝温暖。
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快速传播加上传统媒体的覆盖传播,让大众在加深对事件认识和产生信息交互的同时还拓展了集体记忆的空间。另一方面,新媒体无疑为网民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表达渠道,当网民不再单纯地以传统媒体作为信源时,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是增强还是减弱尚无法做出有效的论证。当前环境下,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利用媒体构建集体记忆还需要作出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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